王聖閎：藝評應該是一件可以給出幸福感的事情

2004年還正在進行論文寫作的王聖閎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文章，以姚瑞中為對象談論當代藝術的存有學命題。此文章引起當時正在《典藏．今藝術》工作的簡子傑高度興趣，進而邀請他於《典藏．今藝術》進行藝評發表，此後王聖閎逐漸開始經常性寫稿。而07年前後的一系列回應「頓挫藝術」寫作，更讓王聖閎找到了一種屬於自己的評論位置，他說：「當時我開始覺得，或許相對於台面上的老師們，我跟年輕藝術家是更接近的，我開始假設自己可以參與或介入在整個環境中進行討論，也因此對於『藝評可以做什麼』開始有些想像」。

藝評寫作方法學：

令人驚訝的是，王聖閎至今仍維持著紙筆寫作的習慣，總要先在手稿上將文章大致完成再以電腦騰稿。他認為即便電腦打字的確比手寫快速且便利，但也容易讓思緒推進顯得過於線性，而少了空間思維的豐富可能。且紙本書寫不僅利於以關鍵字進行網狀的連結性思考，同時文句無論幾經修改，都仍能以痕跡陳顯思緒往返的過程，反觀電腦寫作只要按下「刪除」就會完全抹消早先的推論，「其實很多時候會發現，原本認為不妥的句子其實反而比較適當」。除了溝通與評價，對王聖閎而言，藝評寫作更重要的是展開問題，他說：「假設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台組裝好的機器，我們如何就地拆解然後重新組裝成另一個樣子，評論必須展示這個，而非讓作品落入單一的討論面向」。也正因如此評論往往需要一種介於理論與對象間的語言轉化能力，隨之而來的則是對於藝評總是晦澀難懂的普遍批評。然而王聖閎認為，即便在台灣英美系統的寫作往往較能讓讀者吸收，但此批評論調也仿若告訴我們必須遵循某種文體，而此文體的最佳檢視標準則是「回家拿給媽媽看」，其中不免將犧牲許多更為豐厚的可能。王聖閎認為，我們應該要是雜食主義者，且可讀性本來就決定於讀者的知識背景，是浮動而非固定的，他說：「我們時常有一種對藝評的苛求，要求它淺白可讀，又要有觀點、有啓發，或許人們把『關於藝術的寫作』的所有期待都加諸在藝術評論上了」。

文字工作者的社會場景：

談到今日文字工作者的生存處境，稿費低廉等的老生常談，王聖閎只用一抹苦笑帶過，而將更多重點放在其它延伸問題。比方說，若需以其它全職工作為生，那麼就將犧牲隨時參與各種講座活動的自由度，若希望保有這份行動力，往往就必須在工作與寫作中夾縫求生。而論及去年發表於帝門書寫工廠的「失控的迴圈」一文與其兩篇延伸寫作，王聖閎談到兩個面向，首先是閱讀習慣的改變，隨著網路發展與資訊流通的片段化，一些媒體理論研究者認為，在網路瀏覽中人們是處在一種「獵食者」的狀態，找到值得看的資料按下儲存，然後獵捕下一個，而非定點進食並及時消化。較為悲觀的研究者甚至認為，長篇閱讀模式在本世紀中葉就會消失。而閱讀習慣改變的另一邊，如今的藝術體制似乎也不允許我們對同一件事情關注太久，所有人都被持續地往前推擠，假設要回頭討論半年前的議題，似乎總因為實效性已經過了而成為不可能。而此推進的步伐也反映當代藝術社群的問題意識的流轉上，一個問題意識往往只能維持三到五年的熱度，因此若無法在此時間跨度中生產出充分的論述，就會錯過論述的時機。如此一來，命題深化的可能性也就因而大幅降低。因此對王聖閎來說，今日文字工作所面對的社會場景，是處於一種生產與接收雙重的困境中。「最後，我們好像還是只能繼續期待熱血青年」他又露出一抹苦笑。

藝評作為一種志業

關於藝評人這個身份，王聖閎認為如今能夠進行藝評寫作的人口比過往多出許多，一來只要具備一定程度的人文學科訓練，其實就能寫出一篇還不錯的藝評，再者當代藝術與電影、劇場的親近關係，也讓非視覺藝術背景的專業人士提供了更多的評論可能。也因此藝評的「能力」與藝評人的「身份」，如今是處於一種十分游離的關係。而若果真如此，我們又該如何思考「藝評人」這種身份？對王聖閎而言，關鍵在於持續性。他說：「其實或許與藝術家的狀況一樣，這個身份需要長期的在此領域中經營與投入，不斷在其中與其他單位對話，也能看到並指出這個領域的問題與困窘」。與此同時，此身份認同似乎也必須俱備某種自我要求，王聖閎對於評論寫作的基本期待，是希望至少被評論的藝術家會有閱讀的意願，能夠感受到其寫作是緊貼藝術家的思維且願意成為對話者。不論寫作的目的是提出批評或反駁，王聖閎總在寫作前總會有「貼近藝術家的思維」的前置作業。「這當然有一種藝評人的一廂情願」他補充道。確實，或許藝術家沒有討論意願，又或問題意識根本的不同，但王聖閎仍然保持著這個態度：「如果你願意談，我會試著把整個作品打開」。也正因為這個理解的意願，讓他認為藝術評論應該是一件可以給出幸福感的事情。「深刻理解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，不是把藝術家講的好棒就好，而是真正切入他的思考脈絡，給出不同的詮釋路徑，但同時讓他感覺到自己有被深刻理解」。在樣的互動過程當中，評論就有可能「藉由深刻理解而給出幸福感」。或許當對象感到幸福後也會有所反應，如此一來藝評人也將獲得一種「適得其所」的安適感。當然，幸福似乎不太是當代藝術圈的習慣用語，相反的它其實比較常出現在建商廣告中，或也正因普遍上當代藝術的語境總是很不幸、充滿剝削與不滿，「那麼如今，我們還能否創造一種適得其所的可能性呢？」在採訪的尾聲，王聖閎如此提問。





（原文刊載於《典藏．今藝術》2013年六月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