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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彥穎｜Body & Soul 雙頻道錄像 4分55秒 2013（影像截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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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彥穎｜陌生人 壓克力顏料、凡尼斯、畫布 163x122cm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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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彥穎｜阿門 80x60x25cm
壓克力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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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彥穎｜Stop right beside god 數位輸出 76x51cm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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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，飛到海極居住，就是在那裡，你的手必引導我，你的右手，也必扶持我。」——《聖經》詩篇139．9-10
雙頻道錄像《body＆soul》、《穴道圖》系列繪畫、透明壓克力製成的十字架形中空雕塑《阿門》、攝影作品《Stop right beside god》、以台語搭配羅馬拼音撰寫的創作自述——有著聖歌格式的同名詞曲〈停在神旁邊〉。即便非常廟藝文空間去年底的展覽「停在神旁邊——黃彥穎個展」一如藝術家過往的美學基調顯得寡言冷漠，且隨時藏著一抹調侃與幽默；但展演命題緊扣人文／人道等生命關懷。欲攤開一悲天憫人的關懷視角？從嚴肅神學維度出發的生命探問？我們能從中讀出多少美學向度與知性訊息？或者，何種從藝術出發的生命樣態？
天上的繁星，親像咱佇遮；那麼多，攏是獨立的性命。[1]
首先引導我們的，無非是那由西方基督教形式與東方醫療氣質的特殊美學組合。也就是《body＆soul》的影像內容，一位盲眼按摩師爲牧師實行穴道按摩，而牧師反向爲按摩師閉目禱告；前者照料對方的身體，後者照料對方的靈魂。對此，我們不難想到介乎「看」與「認識」、互為主體的關照，以及自我與其倫理的辯證線索。而透過《穴道圖》的繪畫作品，以「手做」的緩慢溫度擬仿數位輸出的冷調質地；藝術家將人體穴道與天體星象壓縮於同一平面；除褶皺諸多將距離遙遠的美學語境成為一系列如星耀粼粼發光的「人體—宇宙」圖像，亦從中折射出一系列關乎人類存有、真理與未知的想像。且透過策展式（curatorial）的空間部署，以互文（intertextuality）姿態隱匿組裝出的展演現場；或正如創作自述：如同眾多天上繁星，即便位於同一宇宙（命題／問題性平面），卻彼此徹底差異且獨立；如繁星閃爍般的姿態映射彼此，亦裹著一層稀薄卻溫暖的人性光暈。
未來的向望，親像天未光；那麼美，攏是遙遠的歌聲。
論及自我與生命關懷，法國哲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在〈自我技術〉（Technologies of the
Self）一文中，從古希臘的太陽神律令——認識自己（know the self）與照顧自己（care of the self）等「自我修身技藝」與其演變，展開了一系列關乎「更好的我」的歷史分析。其中至關重要的基本驅力，無非是從自我出發並指向未來的欲望。眾所皆知，一切自我認識都與他者緊密相連——主體必須透過與他者的交往取得自我認識，進而想像「更好的我」。關於這些修身技藝的實踐，在西方的神學系統中長久以來都有著十分明晰的方法，正因為上帝做為全知全能的「超驗／超越性存有」（being of transcendence），其本身便是人類自我實踐的終極標的。而在東方泛儒家文化乃至天道循環等行上想像中，人們將自我與世界緊密地連為一氣，並以朝向大寫天道／大寫自然做為自我實踐的終極典範。假使暫時擱置文化脈絡的根本差異，單就超驗存有（大寫上帝／大寫自然）與「自我」的距離，兩種語境似乎並不那麼遙遠。也因此，無論禱告或穴道按摩，在「更好的我」的期待下，無疑都是透過他人以實現「更好的彼此」的嘗試；除做為認識自我與他人的途徑，也是促使彼此成就「更好的我」的具體實踐。
白日亦暗暝，行仝一款夢；分袂清，矇矇渺渺路相叉。
按摩師泛白的眼珠告訴我們他缺乏了肉眼觀看的基本能力，因而對於對象身體、筋骨、穴道等的「觸摸」動作，便成為了其認識對象的主要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即便牧師並未眼盲，但在禱告中他必須緊閉雙眼，使自己看見「神」與對象內在的不可見靈魂。正因為被攝者們皆無「看」的能力，於是影像中的「看」，只有藝術家的鏡頭與展覽現場投射的影像。透過上帝／穴道等超驗存有在影像中的關鍵角色，《body＆soul》並未讓被攝者顯得無援或赤裸；而是捨棄「肉眼」以換取看見「超驗」的能力，因而觀眾視線也透過被攝者的「目光」被折射到不在影像內部的超驗存有——前者藉由人體穴道的觸覺遙望東方思維中的大寫自然，後者藉由祈福與祝辭凝視著西方神學中的大寫上帝。在「超驗存有」的凝視下，藝術家才得以展開從穴道、筋骨、身體、上帝、繁星乃至宇宙的超驗光譜。
停佇祂的身軀邊，敢若會當聽見；就算是不熟似，猶原溫柔的話語。
我們不會遺忘傅柯在談論「自我技術」時隱而不顯的他者，即便修身技藝的目標乃是自己，但仍須藉由與他人的互為主體關係方可維繫。若「更好的我」確實是引導人們終日勞動的終極「願景」，那麼此欲望與實踐的複雜交往，是否終究將構築出一片網狀互惠的社會情境？我們顯然難以想像在各種權力與資本爭奪中，還存在著一種和樂融融的社會可能；更無法將自身所處的世界以如此天真態度來描述。反觀而論，無論東西方的自我修身技藝，自古以來都與自我設限、割捨、奉獻、犧牲等概念息息相關——為實現更好的我與未來，我們總是必須在「此刻」做出一些違背自身欲望的行為，做為迎向美好未來的具體允諾。就此而言，位於展場出入口的十字架形雕塑《阿門》便體現了一份關鍵的參與效力——藉由觀眾投入發票並逐漸填滿「捐獻箱」，投入發票的動作本身便是參與在此同情／移情網絡的簡便儀式。而入口另一側的攝影《Stop right beside god》，居高臨下的視角凝視廣大沙洲中一小群低頭觀測大地的人們；鏡頭帶著觀眾們一同來到「神旁邊」。對應測度著來訪觀眾們的同情／奉獻計量，且始終未被裝滿的《阿門》；「停在神旁邊的觀眾」要如何在兩件作品的糾葛中探問自身的倫理願景？這或許正是展演現場中最為隱匿，卻也最為強烈的美學辯證。
身軀的厭倦，精神的虛微；佇背後，等待著 神的作為。
我們當然無法真正抵達神的旁邊，並藉此逃離一切苦難；社會現實始終環伺且揮之不去。正因如此，「停在神旁邊」便不僅是創作者個人的美學展現與詩意陳述，而是繞經「超驗」使觀眾得以反觀自我、社會乃至超驗的反射裝置。即便藝術家並未在展演中提供立場與路標，但「假使」我們能停留在神的旁邊，我們是否能獲得一此刻還無法遙想的特殊視角？進而思考〈約翰福音〉中的神學手勢——「不是這人犯了罪、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、是要在他身上顯出
神的作為來[2]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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